行政機關裁罰性騷擾，只有申訴人與家屬證詞，社會局也能裁罰嗎？

小美在下班途中，遭熟識的同事小張以言語挑逗，並伴隨不當的肢體接觸。事情發生後，小美當下感到極度不適與害怕，當晚即向家人求助，家屬亦觀察到她情緒低落、哭泣、對再度與小張接觸產生恐懼。隔日，小美向轄區派出所提出性騷擾申訴。

調查過程中，小張矢口否認，並主張：「現場沒有監視器」、「沒有第三人目擊」、「全案僅憑申訴人及其家屬的說法」，小張認為：「沒有直接證據，主管機關不可能裁罰我。」

但問題是：行政機關在性騷擾申訴案件中，真的只能在「證據確鑿」的情況下才能處罰嗎？答案是：不一定，而且實務上，仍有相當多成立裁罰的案例。

性騷擾裁罰不是刑事案件，證明標準本來就不同

實務上常見的錯誤觀念是：「沒有達到刑事案件的證明程度，就不能處罰。」但法院早已明確否定這種想法。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簡字第590號行政判決指出：「刑事程序採取之證據法則乃『無合理懷疑』；然判斷是否性騷擾之證據法則，不應如刑事程序適用無合理懷疑之標準。」

換言之：行政裁罰性騷擾，不適用刑事的無合理懷疑法則，意即行政裁罰要求的證明程度，比刑事訴訟的標準為低。

性騷擾行政裁罰的核心標準：「明確合理之法則」

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行政判決進一步說明：「仍須具備『明確合理之法則』，即一般理性之人，在相同之證據上，均會認為有性騷擾之可能時，始能認定之。」

這個標準的重點不在「證據數量」，而在於：

• 整體證據是否合理。
• 是否符合一般經驗法則。
• 是否足以說服一般理性之人。

實務上，如何評價「只有申訴人說法」的案件？

在性騷擾案件中，法院與主管機關並非「聽誰講就信誰」，而是會對申訴人陳述的可信性進行細緻的實質審查。

以下幾個因素，為實務上常用的認定依據：

申訴人陳述是否前後一致、內容具體明確

如果申訴人對於：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行為方式、行為人的言詞、動作等事項，陳述前後一致，且細節具體、不流於概括，通常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可信性。

即使部分細節因時間經過略有模糊，實務上亦理解，性騷擾事件本就容易造成被害人心理壓力與記憶片段化，並不因此當然否定其陳述。

申訴人與被申訴人間是否存在仇恨或利害衝突

實務上也會審酌：雙方是否有長期糾紛？是否存在報復、報怨的動機？是否因金錢、職務、感情而衍生爭議？

若查無雙方間有顯著仇恨或利害衝突，則誣陷他人的合理性自然降低。

性騷擾本質上屬於「難以啟齒」的事件

法院與行政實務亦反覆指出一個重要經驗法則：性騷擾並非一般人樂於主動揭露的事情。

被害人往往需承受：名譽與隱私曝光的壓力，或被質疑、被檢討的風險，以及工作、人際關係惡化的可能，在此情況下，若申訴人仍選擇提出申訴，且並無明顯不實動機，實務上通常會認為：「按理，並無平白誣陷他人的必要。」

這一點，正是行政機關在評價證據時，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。

間接證據與事後反應，也能補強申訴人說法

行政機關認定事實的證據，不以直接證據為必要，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、間接證據，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，若無違於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，處分即非違法。

因此，以下事實都可能成為補強證據：

• 事後立即向家人、親友求助。
• 出現害怕、哭泣、逃避、失眠等反應。
• 行為後生活或工作狀態明顯改變。

而且性騷擾行為多發生於隱密處或短暫瞬間，不能以缺乏直接證據作為否定申訴的唯一理由。

結論：申訴人可信性，是性騷擾成立與否的關鍵

綜合實務與法律見解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：

• 行政機關裁罰性騷擾，不適用刑事案件的「無合理懷疑」標準。
• 即使被申訴人否認，只要申訴人陳述前後一致、內容具體。
• 雙方間無明顯仇恨或誣陷動機。
• 再加上性騷擾事件本就難以啟齒、事後反應合理。

在符合「明確合理之法則」的情況下，主管機關仍可認定性騷擾成立並依法裁罰。這也是為什麼在實務上，「只有申訴人與家屬證詞」卻成立裁罰的案件，並非少數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