陷害教唆、誘捕偵查（釣魚）的區別

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刑事訴訟法基本問題，「陷害教唆」與「合法釣魚」之區別，在於行為人原本「主觀上即具有犯罪故意」之差異。而前者所取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能力，而後者所取得之證據則可作為證據使用。

陷害教唆與釣魚的區別

「陷害教唆」則係指行為人原不具犯罪之故意，純因司法警察之設計教唆，始萌生犯意，進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。

而「釣魚」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，以設計引誘之方式，迎合其要求，使其暴露犯罪事證，再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，司法警察於兩者偵查過程中之行為、嗣後之法律效果迥然有別。

而判斷究竟是否為違法之「陷害教唆」或合法之「釣魚」，應以司法警察進行誘捕時之行為，是否使原無犯意之行為人萌生犯意來觀察，不得以結果論即行為人實行犯罪行為，而回溯認定行為人原本主觀即有犯意、司法警察之作為俱屬合法，否則憲法、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之基本權保障，無異形同虛設、鼓勵司法警察無所不用其極唆使行為人萌生犯意後再為逮捕。 

陷害教唆所取得之證據，應無證據能力

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667號判例：「關於『創造犯意型之誘捕偵查』所得證據資料，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正當手段，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行犯罪行為，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而予以逮捕偵辦。縱其目的在於查緝犯罪，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，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，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，應不具證據能力。」

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558號判決：「因『陷害教唆』係司法警察以引誘或教唆犯罪之不正當手段，使原無犯罪故意之人因而萌生犯意而實施犯罪，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或予以逮捕偵辦；縱其目的係在於查緝犯罪，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，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，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，應不具有證據能力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