偵查不公開 vs. 實質有效辯護：全律會《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》解析

民國115年8月15日，全國律師聯合會（全律會）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「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」，並於同年8月25日正式公告。這份指引要處理的問題非常實際：律師在偵查階段所獲悉的卷證與資訊，究竟能不能告訴被告？能講到什麼程度？對事務所同事、其他律師、甚至是當事人的家屬，又能揭露多少？

過去，律師在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常陷入「想幫當事人、卻怕觸法」的兩難；本指引的通過，是律師界第一次針對這個長期灰色地帶，提出一套具體、可操作的執業規範。本文為您解析其中重點。

核心價值：把「辯護」從形式變成實質

憲法保障被告的訴訟權，包含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；但此項權利的核心，不只是辯護人「在場」，而是被告能獲得實質有效的辯護，與律師核實案情、檢視證據、討論答辯方向，甚至訪談證人、蒐集有利證據。

司法院釋字第737號、第762號解釋揭示：羈押審查程序中，被告及辯護人有權獲知聲請羈押的理由與證據；被告更是卷證資訊獲知權的主體。本指引的核心論理是：偵查中資訊並非一經揭露，就當然有湮滅證據或勾串之虞，因此不必一律受偵查不公開的限制，而應依比例原則，個案判斷揭露的正當目的與必要性。

要特別強調的是：本指引不是容許洩密，更不是容許律師恣意公開偵查資訊；它只是要畫出一條「依法不能講的照樣不能講、可以講的講到什麼程度」的明確界線。

對被告而言：資訊獲知權的具體落實（第 1 條）

原則

辯護人於偵查中獲悉的卷證及相關資訊，凡涉及案件內容或被告權益者，應依律師倫理規範第27條第2項，適時揭露或提供予被告。

例外

依法不得揭露者，不得揭露；僅部分內容應保密者，律師應遮掩後再提供；涉及告訴人、被害人個人資料且非案件重要資訊者，亦得遮掩。

範圍

所謂「偵查中資訊」，不僅是律師依法聲請取得的卷證，還包括在檢警調詢、訊問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與工作成果。

方式

實務上可採告知、提示部分內容，或於必要時交付文件等方式。

換言之，被告不再只能被動等待，而能與律師共同核實案情、形成答辯方向、行使防禦權。

律師與律師之間：分工的界線（第2至5條）

同一被告的多位辯護人

得為被告利益，就偵查中所獲悉的資訊相互聯繫、溝通及交換（第2條）。

前、後任辯護人交接

為避免被告受辯護人協助的權利出現銜接漏洞，前任辯護人在知悉有後任辯護人，並取得被告同意後，得將卷證資訊交接予後任（第3條）。

縱使後任律師尚未向檢察官遞交委任狀，只要已與當事人成立委任關係，亦屬之。

共同被告的辯護人

彼此不得相互揭露具體卷證內容，僅得討論程序事項、交換意見（第4條）。

訪談其他共同被告

律師得依全律會「律師訪談證人要點」訪談共同被告；但若知悉對方已委任辯護人，應通知其辯護人在場陪同，辯護人未到場時應停止訪談（第5條）。

事務所內部與第三人：必要分工、同等保密（第6至10條）

事務所內部

現代律師業務常需協辦律師、實習律師、助理共同協助；辯護人得於必要範圍內使其知悉相關卷證，但所有知悉者均負與辯護人同等之保密義務，具監督管理權限之律師並應善盡督導責任（第6、7條）。

第三人協助

為訪談證人、尋求鑑定或專業協助、蒐集有利證據，得在行使防禦權所必要之範圍內向第三人揭露資訊（第8條）。

非被告的委任人

在不違反被告意思的前提下，律師僅得告知被告的身心狀況、人身自由狀況或程序進度等與具體案情無關的資訊；基於委任義務的報告，亦僅限於程序進度、可能涉嫌罪名、是否認罪等基礎事項，不得包含具體卷證內容（第9條）。

案件轉介人

轉介案件本身，並不當然賦予獲取案件資訊的權利；除符合指引的情形外，律師不得使其知悉偵查資訊（第10條）。

四條不變的紅線

1. 任何揭露，都不得成為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、證人的手段.。
2. 依法不得揭露之事項，本即不得揭露。
3. 不得揭露與被告防禦權無關之資訊。
4. 揭露被告刑事犯罪前科等特種個人資料時，應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。

對當事人與家屬的實務意義

如果你或家人正涉入偵查中的刑事案件，這份指引帶來的改變是：

你可以更清楚地期待律師

律師可以（也應該）告訴你案件涉及什麼、有哪些對你有利的證據方法、以及答辯方向；不必再「什麼都不敢講」。

但你也要理解界線

依法不能揭露的（例如妨害偵查的內容），律師仍然不能給你；律師基於委任義務對家屬或委任人的說明，也僅止於程序面，而非把卷證全數交付。

禁見中的特殊情形

被告被羈押禁見時，律師往往是其與家人之間唯一的合法聯繫管道；凡與案情無關的生活事項（如確保家庭、工作運作），律師得協助轉達，這正是無罪推定原則下，被告與一般人無異權利的落實。

結語

本指引的誕生，象徵律師界願意把「實質有效辯護」從口號變成紀律，偵查程序中的資訊流動，將不再是「能不能說」的一刀切，而是「為了什麼目的、有沒有必要、會不會妨礙偵查」的個案判斷。

對社會大眾而言，這意味著更透明、更可期待的辯護關係；對刑事程序的健全運作而言，也是偵查機關與辯護人理性對話的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