劃一刀就算殺人未遂？從啦啦隊成員遭割頸案，解析殺人未遂與傷害罪的界線

2026-06-21

中職中信兄弟啦啦隊成員汶汶，於6月20日參加一場私人攝影棚拍攝活動時，遭到52歲的狂熱粉絲尾隨，竟在攝影棚內突然掏出預藏的水果刀朝汶汶行凶，狠狠劃傷其頸部，當場鮮血直流，留下長達5公分的割傷。所幸現場人員合力壓制凶手並緊急送醫搶救，汶汶才撿回一條命。

警方隨後依傷害、殺人未遂等罪嫌將其移送法辦。檢察官複訊後，以涉犯重罪且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。士林地院審理後，認定涉犯殺人未遂、傷害等罪嫌重大，且再犯可能性高，於6月21日晚間裁定羈押。

凶手在被捕時大喊是「一時衝動」、「被逼的」，且汶汶最後經急救後並無生命危險。這起震驚社會的割頸案，在法律上到底會被認定為「傷害」還是「殺人未遂」？

殺人未遂與傷害罪的本質區別：主觀犯意

區別「殺人未遂罪」與「普通傷害罪」的核心關鍵，並非在於被害人最後「傷得有多重」，而是在於行為人於動手的那一瞬間，主觀上是否具有「致人於死」的犯意。

依刑法第13條規定，故意在法律上分為兩種：

如果凶手動手時，心裡想的是「我要她死」（直接故意），或者「我這一刀劃下去，她就算是死了也無所謂」（間接故意），即具備殺人犯意；若他單純只想著「我要讓她受傷流血、給她教訓」，則僅具備傷害犯意。

司法實務如何「主觀犯意客觀化」？四大判斷基準

由於「主觀犯意」藏在行為人的腦袋裡，被告事後為了減輕刑責，幾乎千篇一律會辯稱「我只是想教訓他，沒有要殺人」。因此，法院在實務判斷上，絕不會只聽信被告的片面之詞，而是會採取「主觀犯意客觀化」的推論方式，綜合考量以下四大客觀因素：

法院會探究雙方先前的恩怨糾葛。若雙方具有深仇大恨（如情殺、奪財、宿怨），或被告曾揚言要對方的命，會提高殺人故意的認定機率；反之，若僅是行車糾紛互毆，則多傾向認定為傷害。

人體的頭部、臉部、頸部、胸腹部等，均屬於蘊含重要血管與維持生命器官的「致命要害」。若朝這些部位下手，行為人理應知道極易致人於死。

使用質地鋒利、具高度危險性的水果刀、開山刀或槍枝，且下手力道猛烈、連續揮砍或直刺，與使用鈍器或徒手毆打相比，使用利刃直接攻擊要害，極易被推定具備殺人之不確定故意。

雖然急救後無生命危險，但受傷部位的深淺、是否傷及大動脈、氣管或造成大量失血，是判斷下手力道與殺意強度的重要參考指標。

砍擊「頸部」為何極易被認為有殺人故意？

頸部內有總頸動脈、氣管及重要神經，是極其脆弱的生命要害。

本案凶手持利刃割頸，縱使汶汶經手術搶救後幸免於難，但因「割頸」行為本身的致死風險極高，任何有一般常識的成年人都知道此舉可能致死。因此，法院在實務上幾乎一律會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備殺人故意，構成刑法第271條第2項之殺人未遂罪。

而其他部位呢？例如砍擊大腿，因大腿在醫學與法律常識中，通常被視為非典型致命部位，行為人若朝大腿揮砍，實務上多傾向認定行為人僅有使人受傷之犯意，構成刑法第277條之普通傷害罪。

但並非砍大腿就絕對是傷害罪，如果行為人明知大腿內側有「股動脈」，卻故意以尖刀往股動脈深處猛刺，導致被害人因動脈破裂大失血死亡，即便被告辯稱「我只砍大腿」，法院仍會以「放任大失血死亡而不違背本意」為由，認定具備殺人故意。

法律實務解析與訴訟防禦建議

在訴訟實務中，許多被告與家屬常有錯誤認知，認為「被害人後來出院了、沒有生命危險，為什麼不能改判傷害罪？」

必須再次強調，殺人未遂的「未遂」，指的就是「著手實行殺人行為而未呈現死亡結果」。只要動手時的客觀行為（如拿刀割喉）足以推定有殺意，不論事後是醫生醫術高明、送醫及時，還是運氣好沒割到大動脈，在法律上依然成立殺人未遂重罪。

若面臨殺人未遂的重罪指控，辯護律師在訴訟上的首要任務，是必須設法將「殺人故意」降格為「傷害故意」。

防禦策略通常會著重於：證明被告在案發時是「橫向揮砍」而非「直刺」、使用的刀具並非致命管制刀械、下手次數僅有單次、在旁人拉阻前就主動停手、或在案發後第一時間有協助叫救護車等。透過這些「犯罪後之客觀行為」，向法官證明被告主觀上確實並無致對方於死的意圖，進而爭取變更起訴法條為傷害罪。

如同本案中，法院之所以裁定將狂粉羈押，除了涉犯殺人未遂重罪外，另一個關鍵在於其具有「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」。

狂熱粉絲長期尾隨、騷擾並在攝影棚埋伏，這在實務上會被認定對被害人具有高度持續威脅。對於此類具執念的犯罪行為人，檢警與法院為保護被害人安全，通常會採取最嚴格的強制處分，在判決前即予與社會隔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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