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告因檢警告知「否認恐羈押、認罪可減刑」而自白，構成利誘取得自白？

吳先生（警職）因涉嫌收賄縱放刑案嫌人，遭檢察官搜索住處並帶回偵訊。偵訊過程中，檢察官對吳先生表示：「我真的不想把你留在那裡過年；你如果在偵查階段坦承並繳回不法所得，依法可減刑，原本七年可能降到三年半，我如果在起訴書依刑法第59條規定再向法院爭取再酌予減刑，那就可能二年以下，有機會緩刑……。」

吳先生心想，檢察官是在暗示「只要我認罪，就不會被羈押」嗎？他因為不想被羈押，於是就在偵查中自白認罪。但檢察官起訴後，吳先生在法院審判中改口否認犯罪，主張檢察官那番話構成「利誘」，使其偵查中的自白非出於任意，應排除為證據。 

檢察官說「認罪可減刑、我不想留你過年」這算不算利誘？自白還有沒有證據能力？

利誘取得被告自白，應排除證據能力，但什麼是利誘自白？

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：「被告之自白，非出於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、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，且與事實相符者，得為證據。」

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，被告的自白若出於「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、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」，其證據能力應被排除。因此，必須釐清：檢察官提醒「認罪可減刑」、暗示不認罪「可能被羈押」是否屬於告知法律效果？還是構成利誘自白，影響被告自由意志？

說明法定減刑規定、勸說認罪，並非利誘取得自白

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539號判決：「被告之自白，非出於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、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，且與事實相符者，得為證據，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。惟該條所規定以不正方法取得之被告自白不具證據能力，其所指不正方法之一『利誘』，即約定給予利益，誘使被告自白，一般雖係指關於刑事責任之利益，例如：緩刑、減輕或免除其刑等，然如訊問或詢問人員，係就法律本即形諸明文之減免其刑等利益，以適當之方法曉諭被告，甚或積極勸說，使被告因而坦承犯行，苟未涉有其他不法，要難解為係上開規定所稱之『利誘』。」

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27號判決：「復按所謂『非任意性之自白』，除其自白必須是以不正方法取得外，尤須該自白與不正方法間具有因果關係，始有排除法則之適用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：『被告之自白，非『出於』強暴……者，得為證據』即明；而因果關係之判斷，除應依個案具體情節，詳細考察訊問一方實施不正方法之態樣、手段、參與實施之人數等及受訊問一方之年齡、地位、品行、教育程度、健康狀況等情狀外，更應深究不正方法與自白間之相關聯因素，如實施不正方法對受訊問人強制之程度、與自白在時間上是否接近、地點及實施之人是否相同、受訊問人自白時之態度是否自然、陳述是否流暢及其他相關情況，為綜合研判，始臻符合事實。」

在實務上，法院與最高法院案例通常有下列要點：

1. 若檢察官僅向被告說明法律上本就存在的減刑、自首、繳回不法所得之規定，屬於「法律告知或曉諭」，通常不構成不正利誘。
2. 若檢察官以超越法律範圍、確定保證、或以威脅/恐嚇交付具體好處（例如：保證不羈押、保證量刑一定低至某年限）來交換供述，則可能構成利誘或脅迫，致自白被排除。法院會看錄音/錄影、被告當時是否仍有抗辯、是否被剝奪離開或律師協助、被告是否受疲勞訊問等「情境因素」，綜合判斷任意性。若被告在強烈壓迫下不得不自白，該自白可被排除。

通常而言，以本例檢察官對被告所說的話，屬於就法定減刑條件的說明與羈押可能性，並無證據可顯示檢察官作出非法保證或非法脅迫，自白通常都還是會認為具有任意性，而具證據能力。 

實務提醒（給被偵訊人與家屬）

偵訊時若被告聽到檢方說「認罪可減刑」、「暗示可能遭羈押」等語，務必冷靜，本身並不必然構成「利誘」，也可能是合法的談判性誘導。

如果自己確無犯罪，最安全的做法是：先停止回答，即刻要求委任律師到場，避免口頭陳述造成日後證據不利。若已進入法院審判階段，認為自己偵查中的自白是遭不當利誘或脅迫，應提出排除不利供述之聲請，並要求調閱偵訊錄音或錄影。

法院是否要排除該自白，會就整個偵訊情況做具體審查，若檢方言詞超出法律範圍、以確定保證或明顯脅迫方式誘使供述，該自白仍可能被排除。被告遇偵訊應優先行使沉默與律師在場之權利，必要時由律師替其提出證據排除之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