違法通訊監察（監聽）之證據能力

在96年7月通保法修法前，因違反監聽所取得證據之法律效果並無明文規定，對於違反令狀原則監聽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，實務上主要有兩種見解，其一係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，採取個案權衡之方式來判斷；其二是不採個案權衡，而是明確認為其證據能力應「絕對排除」或「不予排除」之二分模式。

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

此說認為，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，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。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以為判斷。

依個案類型二分「絕對排除」或「不予排除」

此說認為，違法之通訊監察，從妨害憲法第12條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重大違法情事，及從抑制違法偵查之觀點衡量，容許該監聽所得資料作為證據並不適當時，當否定其證據能力。

現行通訊監察及保障法之規定脈絡 

在通保法最近一次修法後，分別於第5條第5項、第6條第3項、第7條第4項及第32條第4項新增證據禁止的規定。

在通常監聽及緊急監聽適用的第5條及第6條皆規定，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，所取得之內容或所衍生之證據，於司法偵查、審判或其他程序中，均不得採為證據。

新法對於違法監聽加入「違反本條規定進行監聽行為情節重大者」所得證據禁止使用之規定，而「情節重大」之解釋不應認為是過去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「審酌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維護」後的結論，而是應回歸到立法者基於有效刑事訴追之考慮，確有必要允許國家機關進行通訊監察，但此一搜索措施將造成對人民基本權利之重大侵害，故對之設下之重重限制以及正當、合理之審查機制等保護措施等規範目的為重心，在個案中探究違法通訊監察情狀是否嚴重背離上開規範之保護目的。

倘違法通訊監察行為情節重大者，則得依前揭通保法規定直接逕予排除其證據能力，倘情節尚非重大者，則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。